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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這是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重大立法工程，也是新時代法治昌明的重要標志。同時，社會信用法立法已列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正在加快立法進程。有人認為僅從立法形式來看，民法典與社會信用法是兩部獨立立法，彼此之間似乎不應該有太多的關聯，這其實是一種誤解。基于共同的誠信價值觀，兩者實際上存在對信用關系的共同調整基礎。兩法之間的互動和協調，對于營造良好的社會信用秩序，推動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信用秩序需要不同法律體系的協同調整

當前我國正在推動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基本目標是提高社會誠信水平，營造良好的信用秩序，這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社會工程。誠信作為一種倫理道德以及基本價值觀念，涵蓋面非常廣泛。它既可以是一種倫理道德層面的要求，也可以上升成為法律層面的要求；它不僅僅是對私權利主體的要求，也是對行政機關、司法機關等公權力主體的要求。在實現路徑上，誠信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有必要融入法律體系之中，構建道德、制度和法律等不同性質的規范共同調整的格局。

從法律層面的調整方式來看，目前我國眾多的法律法規將誠信作為基本原則，誠信已從道德義務上升為法律義務。誠信涉及經濟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每一個社會個體和公權力主體。這就決定誠信問題不可能僅僅依靠一部法律來調整，而需要不同法律體系從不同維度調整，才能形成法治合力，推動誠信社會的構建。

民法典：夯實社會信用法的立法基礎

信用與法治相互促進，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信用體系建設歸根到底需要依靠法治保障。民法典作為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其重要的精神品格就是旗幟鮮明地倡導誠實信用。民法典關于誠實信用原則的要求集中體現在總則、物權、債權、人格權等編章之中，這些規定為未來的社會信用立法奠定更加堅實的法律基礎。

民法典總則部分確立了誠實信用原則的至高地位。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價值觀，誠實信用原則在市場交易和社會交往中是一種普遍要求，具有價值引領的重要功能。它是一種較為恒久的自然法觀念，與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始終保持同步，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誠實信用原則被稱為現代民法的“帝王”條款，具有君臨法域的地位和效力。同時，鑒于任何立法天然地不完備，立法必然會存在疏漏或滯后，立法者有意識地利用誠信原則的一般條款地位，通過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權應對經濟社會發展變遷的新情況、新問題，使得民法所倡導的誠實信用理念能夠與時俱進，有效調和法律穩定性與社會生活變動性之間的矛盾關系。民法典第一編“總則”第七條規定：“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誠信原則，秉持誠實，恪守承諾。”這就使得誠實信用原則成為貫穿于民法典的核心原則。同時，“總則”部分第一百四十二條規定，對于相對人的意思表示可以依照誠信原則進行解釋；第八十六條規定，營利法人應當遵守商業道德、維護交易安全、履行社會責任。這些都體現出誠實信用原則具有重要的價值引領功能。

合同法要求誠信履約。市場是資源配置的決定性力量，市場功能要有效發揮，必須在社會化分工的基礎上，彼此之間相互交換。締約主體相互信任，誠信履行合同，是交易關系順利進行的基礎。由此，合同法的基本目標就是鼓勵交易關系，確保交易關系“動的安全”。誠實信用原則是合同法的核心原則，當事人在訂立、履行、終止、解釋等各個合同環節，都要誠信善意，按照合同約定全面履行合同。即便在沒有合同規定的情形下，當事人也要遵守誠實信用原則，對交易相對人承擔保護、照顧、保密、通知、協助等附隨義務。以誠信原則為基礎，民法典還規定了締約過失責任、禁止權利濫用、合同目的解釋等相關規則體系。如民法典第三編“合同”第四百六十六條規定，當事人對合同條款的理解有爭議的，應當根據合同的相關條款、性質、目的以及誠信原則等予以解釋；第五百條規定，當事人在訂立合同過程中有違背誠信原則的行為，造成對方損失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第五百八十八條規定了當事人的后合同義務，即債權債務終止后，當事人應當遵循誠信等原則，根據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助、保密、舊物回收等義務。

物權法要求誠信行使物權。誠實信用原則不僅僅適用于合同關系，也適用于物權關系。確認和保護產權是鼓勵社會成員努力創造財富的前提，也是信用產生和維持的基礎。物權法的核心價值是明確物的歸屬和利用關系，從而實現交易關系“靜的安全”。民法典關于物權法定、物權公示公信等原則以及所有權、用益物權、擔保物權、留置權、占有等方面的法律安排，確立了當事人之間的合理預期和信任基礎。基于誠實信用原則，物權人要誠實善意地實施對物權的支配和交易等活動。在物權行使方面，物權人要誠信、合法地行使物權，不得濫用權利損害他人利益，從而促進市場交易的正常進行。如：根據民法典第二編“物權”第七章關于相鄰關系的規定，不動產所有人不得影響和妨礙鄰人的房屋安全、通行便利、通行通風等，否則便會構成違反誠信原則、濫用物權的行為。又如：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條規定了善意取得制度，對于他人無處分權人而將不動產或者動產轉讓給受讓人的,如果受讓人受讓該不動產或者動產時是善意，以合理的價格轉讓，轉讓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依照法律規定登記或者交付的，則受讓人取得該不動產或者動產的所有權。這就為誠信善意的交易主體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護。

人格權法要求保護信用關系中的人格利益。平等民商事主體之間的人身關系，是民法典調整的重要內容。對于在信用信息采集、歸集、披露、交易等活動中涉及的人格利益保護問題，民法典作了規定。在民法典第四編“人格權”之第五章“名譽權和榮譽權”、第六章“隱私權和個人信息保護”等部分，有較多的條款涉及與信用相關的人格權保護問題。如：第一千零二十四條規定與信用相關的社會評價屬于名譽權的調整范疇，第一千零二十九條規定民事主體對信用評價結果有權進行查詢、提出異議或請求更正，第一千零三十條規定民事主體與征信機構等信用信息處理者之間適用民法典關于個人信息保護的規定，第一千零三十四條規定自然人的個人信息保護問題，第一千零三十五條規定處理自然人個人信息應當遵循合法、正當、必要原則，第一千零三十七條規定個人信息的決定權，第一千零三十八條規定信息處理者對個人信息的保護義務，第一千零三十九條規定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對于自然人的隱私和個人信息的保密義務。

除了以上所分析的內容，在民法典的其他部分還有諸多與誠實信用原則相關的條款。民法典關于誠實信用原則的諸多規定，為判斷相關民商事主體的信用狀況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根據，也為未來社會信用法的制定和運行提供了強大的法律支持。

社會信用法：促進民法典誠實信用要求的實現

如果說民法典是調整信用問題的一般立法，社會信用法可謂是調整信用問題的專門立法。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和地區在金融、賒銷等信用交易領域，普遍制定相應的專門信用立法，形成征信、評級、信用保理、信用保險等專門的信用制度。基于專門信用立法，相關信用主體的信用信息可以被依法采集、歸集或披露，使得第三方能夠對特定主體的信用狀況進行觀察和判斷，從而采取理性的交易決策。以信用立法為基礎，以信用信息規制為主線，以消費者權益保護為重點，以信用服務為樞紐，構建有效的聲譽機制，降低信息不對稱及交易風險，增進社會信任，是信用法治的核心要義。

當前，我國已經有近30部法律、30部行政法規規定了與信用相關的條款。同時，我國制定了《征信業管理條例》《企業信息公示暫行條例》等專門信用立法，越來越多的地方制定了社會信用條例、公共信用信息條例、社會信用信息管理條例等特色立法，為制定社會信用法提供了重要的實踐基礎。當前，社會信用法已經被全國人大列為三類立法項目。制定社會信用法，強化社會信用建設的法治保障，既是社會的熱切期待，也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

根據社會信用法的規定，在民事活動領域所產生的某些民事行為（如銀行借貸、商業賒銷等領域的合同行為），在民法典調整的基礎上，還可以通過專門的社會信用機制予以調整。社會信用法通過一系列重要制度，包括信用信息傳遞（涵蓋信用信息的采集、歸集、共享、披露、利用等環節）、失信懲戒和守信激勵、信用修復、信用權益保障、信用服務等專門機制，將極大地增進社會信任，營造更加良好的信用秩序。尤其是失信懲戒機制的運用，可以將失信行為置于社會的普遍監督之下，強化對失信行為的約束，從而形成更加良好的經濟和社會秩序。因此，社會信用法作為一種專門的信用機制，有助于實現民法典關于誠實信用原則的法律要求，提升整個社會的誠信水平。

（王偉：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政法部民商經濟法室主任、教授）

原載于《中國市場監管報》2020年6月20日第3版